方大美跟着沈德符两人在发掘现场转了一圈，时间快到中午，于是又跟着沈德符等人去到发掘现场旁边的村子中。
一行人还没进村就远远的看见一个中年儒生和一个中年妇人在村口相迎。
方大美一见那人就惊喜道：“石公，你也在安阳？董翁呢？”
“玄宰这两日到开封去了，我便在此处替他守着，黄中请跟我来。”范允临又指指自己身旁的妇人跟方大美介绍道：“这是我家夫人。”
方大美再次拱手道：“原来是小淑先生，早有耳闻。”
范允临字长倩，号石公，万历二十三年的进士，曾经当过南京兵部主事和云南提学，今年刚刚辞官，他是范仲淹的第十七世孙，是与董其昌齐名的书法大家，也是被董其昌邀请才赶到安阳来的。
而他身边站着的是他夫人，名叫徐媛，乃是此时著名的女诗人，和嘉靖年间另一女诗人陆卿子并称“吴门二大家”，范允临加早年穷苦，又和徐媛情投意合，于是入赘徐家，后来他才考中进士，夫妻俩的故事成为一段佳话。
徐家可比范允临家有钱的多，这次范允临来安阳保护甲骨，妻子徐媛也资助了不少钱财。
这夫妻二人都是此时文坛之中赫赫有名的人物，方大美是南京安庆府人，和范允临早就认识，对徐媛的名字也早有耳闻。
方大美跟着范允临夫妻一起走入村子，发现村中的几座大宅院都已经被甲骨社包下，甲骨社的学者们还自己筹钱建了干打垒的房屋，里头保存着一筐筐、一架架出土的甲骨。
此时正是午饭时间，甲骨社都是一些文人，于是就雇了村民准备饭食，实物相当简单，蒸杂粮馍馍、咸菜、野菜酱，文人们一边吃着干粮，一边互相研究讨论甲骨文内容，还有人一手干粮另一只手还拿着小毛刷忙碌着清理甲骨的工作。
方大美也到灶下拿了一份馍馍和咸菜，边走边吃，问范允临道：“既都是有文彩的仕人到此，为何招待如此简单？”
范允临老实回答：“发掘甲骨需要大量钱财，保护甲骨又需要起大屋，社中钱紧，实在没有能力招待好吃食。”
方大美奇怪道：“甲骨做成拓片留样即可，既方便翻看，又可以发卖拓片挣钱，以补亏空，有了拓片，保护之事也可简化了。”
范允临闻言却摇头说道：“之前社中也有此等建议，但我们尝试后发现拓片对于甲骨损伤太大，且拓片所能研究的内容终究不比用真实甲骨作研究，是以现在社中人发现还是要保护好挖出来的甲骨才是最佳。”
方大美好奇：“有这样说法？”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拓印对于文物是会造成损害的，想要拓印出细节完整的拓片，光用清水不行，行家都得学会熬白芨水，这东西可以使得纸和文物之间的缝隙尽量小，但是对文物表面也会有腐蚀作用，即使只是用清水拓印，干湿交替对于脆弱的文物也有损害，石碑这种文物拓印个一两百次或许还看不出问题，但甲骨文相比之下就太脆弱了，多拓印几次多半就要开裂。
后世文物保护部门也专门出台规定禁止拓印石刻文物，要是拓印损伤小，一份好拓片的价格也不至于炒到那么高了。
而且不是新世纪以后拓片价格才被炒上去，早在七十年代一份质量较好的《龙门十二品》的拓片就是领导人和随行人员身上的钱凑在一起都买不下来的。
甲骨社的成员能够发现拓印的缺点也证明通过一系列实践这些文人终于有了一些基础的文物保护概念。
别以为这种思想天然就应该产生，其实文物保护思想在这年代绝对属于少见思维。
就比如唐代记载石鼓文的著名文物石鼓被发现时，虽然许多书法家对石鼓上面的石鼓文赞叹不已，但却没有把石鼓多好的保护起来，一度被留下拓片之后就无人理会，静静的躺在荒郊野外，直到韩愈上疏建议保护，石鼓才被搬到凤翔孔庙之中，那时距石鼓出土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
即使到此时的明朝石鼓已经被安放到北京孔庙的大成门内，所谓保护也无非是让石鼓不淋雨了而已，还是半露天的存放环境，干湿暑热交替对于石质文物的影响几乎没人在意。
原历史中要一直到乾隆年间乾隆想把这十面石鼓收到故宫里头自己珍藏，这才让人仿刻了十个新的石鼓放到孔庙去替换，石鼓文才终于得以进入室内。
相比之下，因为甲骨的质量更加脆弱，再加上王文龙在书信之中不断跟董其昌提出保存甲骨的建议，此时甲骨社对于甲骨的保存相比起其他文物已经算十分讲究了。
方大美和范允临两人讨论着甲骨研究之时，王同轨则在研究室中四处转悠。
王同轨字行甫，黄冈人，贡生功名，著名小说家、诗人，《苏州旬报》的兼职记者，他这次是专门跑到安阳来采访的。
王同轨拿着小本子描写了一通研究室中的环境：未粉的土墙，地上也只垫了黄土，只用了打木蜡而不上清漆的木架子，架子上放着的是一排一排分门别类的甲骨，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几个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