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蜀亡国
11月22日，李继岌渡过绵江，抵达德阳。
11月25日，李继岌抵达汉州，先锋康延孝已经在此恭候了八天。
11月26日，李继岌抵达成都北郊。
11月27日，在李严的带领下，王宗衍在成都城北的升迁桥以标准的亡国之礼出降：王宗衍身穿一身白，嘴里叼着一块儿玉，脖子上拴着一根草绳，旁边有人牵着一只羊，身后是披麻戴孝、光着双脚的文武百官，百官在宰相王锴的带领下哀嚎痛哭，队伍的最后面则抬着一口空棺材。
李继岌也按照规矩，接受他的璧玉，命郭崇韬解开王宗衍的绳索，然后当场焚烧空棺，以后唐皇帝李存勖的名义宣布赦免他们的罪行。
前蜀文武百官面向洛阳所在的东北方向叩头谢恩。
至此，前蜀国正式终结，二世而亡。
11月28日，后唐大军正式进入成都，郭崇韬事先定下严格的军纪，严禁劫掠骚扰百姓，在后唐军队接管成都的当天，成都城内市不改肆，秩序井然。
王宗衍喜欢收集宝马良驹，御苑中有数百匹名马，李继岌入主成都后，优中选优，挑选出二十多匹绝世名马。
成都城里尚有被关押的南诏俘虏数十人，有位叫徐蔼的自称曾出使南诏，于是奉后唐之名携带礼物，将南诏俘虏礼送回国，以稳固双边关系，谋求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结果南诏居然闭门不纳。到底是南诏不接受后唐的诚意，还是徐蔼化身国际诈骗犯，就不得而知了。
后唐远征军于9月18日离开洛阳，于11月28日入主成都，整整用了70天。有的史料庄宗实录、旧五代史说是75天，不准确，仅仅70天而已。而如果从越过边境开始算起，则只有一个半月左右。
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6万后唐军队共接收了前蜀的10个藩镇、64个州、249个县，接收武装部队3万余人，收缴的武器铠甲、粮草、金银绸缎，数以千万计。
通过这几组数字可以看出，前蜀的国防力量形同虚设，真的是望风而降。同时也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作为征服者的后唐军队所面临的隐患，这么少的人来控制这么大的地方，万一有人降而复叛、振臂一呼，不甘亡国之人云集响应……
成都城内，李继岌和郭崇韬的脸上看不到半点喜悦，反而比先前更加忧虑。
如何快速消化一个政权，这是亟待李继岌和郭崇韬来解决的。在政治斗争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郭崇韬再次临危受命，挂帅出征。
消化前蜀，有一个人至关重要，他就是王宗弼。
王宗弼的出现让郭崇韬减轻了不少工作，在贪婪的驱使下，王宗弼无意间充当了郭崇韬政治斗争的急先锋。
在前蜀最危急的时刻，王宗弼发动政变，并向后唐献城投降。然而王宗弼的所作所为都是在维护自身利益，他没必要更没可能真心效忠于后唐。
其实这也无可厚非，维护变节投降者的既得利益，也是统战工作的重要一环，否则谁会弃暗投明？大家都是成年人，各取所需而已，何谈感情二字。
王宗弼发动军事政变后，第一时间对宦官集团举起了屠刀，诛杀了宋光嗣、景润澄、李周辂、欧阳晃等宦官，把人头装进木匣，打包送给李继岌，说他们是祸国殃民的大坏蛋，前蜀就是被这些大阉人搞乱的，他们迷惑君王，罪不容赦。
随后，王宗弼又将成都府尹韩昭等阿谀谄媚之徒诛杀，人头挂在闹市示众。
作为“养子帮”核心人物、“养子一哥”王宗弼在送出降书顺表之后、在亡国前夕对宦官集团和无耻文人集团大开杀戒，展开政治清洗，显然不是为了匡扶前蜀江山社稷，也不单单是寻仇报复，而是为自己捞取更大的谈判筹码，让自己在正式投降之前掌握更多的实权，以换取投降之后相应的待遇。
宋光嗣和韩昭分别是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的领军人物，掌握的政治资源最丰富，理所应当沦为王宗弼的猎物。随后便顺理成章地把斗争扩大化，王宗弼看谁不顺眼，谁就是“蛊惑圣上”、“祸国殃民”的奸臣，一律诛杀。
其他权贵们全被吓破了胆，如徐延琼、潘在迎、顾在询等，他们非常识时务，倾家荡产，奉献出了全部财产、美女，放弃了手中的全部权力，苦苦哀求王宗弼饶命，这才免于一死。
随后，王宗弼派儿子王承班把王宗衍的姬妾、宫女以及各种珍玩珠宝分别呈献给郭崇韬和李继岌，请求任命自己做西川节度使。
李继岌并没给王承班好脸色，指着他献上的珍宝，说道：“这些都是我家的东西，还用得着你送？”
王宗弼掌握着兵权判六军诸卫事，又将政敌宦官、文官清洗干净，实际控制了前蜀大局，如果他肯为后唐效力，充当“蜀奸”，那他将成为后唐消化前蜀、二元统治的最佳人选而他一旦有其他想法，将有可能使后唐前功尽弃，反倒为王宗弼作嫁衣裳。
在这种处境下，王宗弼要想保住性命其实是很难的。
在表示投降之后、后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