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成闻言瞬间心动，他们苏州织工行会的能量很大，但每次想要表明态度都只能使用“叫歇”等激烈方法，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途径把自己的声音传达出去。
每次“叫歇”虽然声量很大，但是也会造成丝织工人工资的损失，冲击税卡更是直接把他给关了进去，虽然葛成觉得这是必要付出的成本，但是这样的成本能小一些也是最好。
葛成觉得或许有了《苏州旬报》这样一条发声渠道，苏州织工行会以后就可以更少的进行“叫歇”等抗议，只要在报纸上表达自己的意愿，苏州方面也就不得不重视。
葛成思索一阵便点头说道：“王助教，我必将尽力帮助此事。”
“多谢葛大哥相助。”王文龙连忙感谢。
葛成虽在监狱之中，但名声在外，他说两句话苏州织工行会也必会执行。何况帮助王文龙建立记者站网络，也不需要出多少工本，葛成主动透过狱卒往外传消息，王文龙这边也积极跟各行会接洽，不过用几天时间，苏州各大行会都和《苏州旬报》建立了良好关系。
邓志谟掌控之下，《苏州旬报》便在各个行会之中都发展出记者，及时汇报着苏州的种种消息。
解决了记者站的事情，《苏州旬报》的建立工作也告一段落，王文龙再次踏上路程去往南京——王文龙已经当上国子助教个把月却还没有上过一天班。
这段时间王文龙也在了解国子监的制度，越了解越感觉这国子监实在像后世的大学，明代国子监也是分学期的，此时称作六堂四院制，国子监分做：正义、崇志、广业、修道、诚心、率性六堂。
规则是：通四书未通经者入正义、崇志、广业三堂，修业一年半以上文理通畅者，许升入修道、诚心二堂，又修业一年半以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升入率性堂。
生员入率性堂后按积分制修满学分就能毕业，在朱元璋时期这样的国子监生毕业之后就可被派往政府部门实习或参加科举考试。
这一套制度就是针对在洪武初年读书人奇缺的情况设计出来的专修制度，和科举是两条途径，朱元璋时期国子学毕业生从率性堂毕业许多都能分到官做，可随着科举人材的不断增多，到宣德年间监生基本就不太可能当官了，当时监生在“吏部听选至万余人，有十余年不得官”。
而到了此时，科举当官都卷的很，监生当官早成幻想，后来历史上的汪文言是个监生，按照制度是可以当官的，但实际上他当上中书舍人后却被全天下以为有暗箱操作。
所以此时的国子监毕业已经没什么意义，监生没考上科举照样不太可能当官，南京国子监的大多数学生都在读书准备科举，某种意义上国子监也已经变成了一个官办学堂，实际讲学效果不比府学县学或其他书院要高多少。
这段时间王文龙的八品下文官官袍也做好了。
他穿上官袍戴上乌纱去上班，一进单位就先找到叶向高道：“司业，我可以讲课，但只怕没能力讲解科举内容。”
叶向高笑道：“建阳你能来开讲就已是极大好事，不拘什么内容。”
闻言王文龙这才放心，道：“那我就尽快开讲吧。”
叶向高和王文龙商量，最后把他的讲学之日定在了三天以后。
国子监在洪武朝是有严格的课程制度的，每月初一十五两天放假，其他的日子全部安排了“会讲”“复讲”“背书”等等课业，那是为了培养洪武朝的后备官员，对于纪律的执行也很严格。
但到了万历年间，这种日程安排基本也就没用了，会讲日没几个人会来，有时甚至连老师也不到。
此时王文龙要进行会讲的消息一传开，却是许多年没有的国子监讲学大场面，许多监生都想来听听。
到王文龙讲课当日，叶向高就看到场的学生越来越多，渐渐脸露惊讶。
原本国子监会讲能来个三五百人，就算不错，而现在到场人数就已经超过六百。
原本王文龙的讲课地点是在国子监西边的广业堂，但叶向高很快发现广业堂窄小，来的人太多根本坐不下。
为了避免人多拥挤出事，叶向高忙把会讲地点改到了东边的东讲堂。
这地方平日里是做集会、祭孔之事用的，屋子很大。
但这天来的学生太多，等人都坐齐了之后东讲堂都还是显得狭小，有许多人都得站在走廊里听讲。
国子监在场的祭酒、博士纷纷感叹：“王建阳真个名声响亮，一说是会讲便有学子云来。”
“是啊，仁宣之后国子学中怕是百余年未见到如此场面了。”
其实王文龙也不是国子监中最有名的讲师，但架不住其他讲师都不上课，王文龙难得做了助教还老实上班，《尚书古文疏证》最近又名声大噪，所以才吸引来了这么多注意。
国子监生们平均年龄都有二十多岁了，普遍都是士人阶级，对于时政非常有参与热情，就像这年代所有的书院会讲一样，学子们到达之后就自顾自称兄道弟的谈论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