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简单地以为他们是为了哗众取宠博眼球，深扒一下他们的经济往来账单，揪出幕后的资本势力，一切疑问就迎刃而解了，不信就看一看那些被房地产企业蓄养的所谓经济学家吧，极力鼓吹歪理邪说，制造舆论带节奏，干扰国家大政方针，为一己私利而置万民于水火，误国误民。
962年，赵匡胤下诏，让翰林学士、中央及地方官员各举荐一名德才兼优的公务员，如果被举荐之人日后犯法，举荐人连坐；广开言路，规定翰林学士及官员们五日一朝，“并须指陈时政得失，朝廷急务，刑狱冤滥，百姓疾苦”。
这两条是柴荣用过的老套路，同样是对文官集团强有力的管控措施。
不出所料，就在半年后，左拾遗、知制诰高锡就上了一道奏折，说我听说举荐官员时存在收受贿赂的情况。
机会来了！
“许近亲、奴婢、邻里告诉，加以重赏。”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让有污点的官员无处遁藏。一大批官员随之落马。
同年9月，赵匡胤下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及第考生与监考官以及同榜及第的考生，是官场伦理的重要一环，特别是发生党争之时。从赵匡胤开始，所有登第的考生全是天子门生，而不是“知贡举”官员的门生，虽然只是称呼上的小改变，却极大消除了党争的土壤。
964年正月，赵匡胤下诏对国家公务员进行扩招，重开“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这仍是柴荣改革的一环，赵匡胤没有忘记。这些考试算是对传统的明经科、进士科的补充，含金量相对较低，门槛儿也相对较低，对寒门子弟较为友好，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
在考生范围中，赵匡胤明确指出要特别关照一下“落榜生”，千万不要默守陈规埋没人才，并且特意声明这次考试不设门槛，在职公务员、平民百姓等皆可报考，择优录取。比如博州军事判官颖贽同志就通过“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策试，荣升着作佐郎，从地方进入了中央。
让原本考公上岸无望的人实现弯道超车，花式吸纳进公务员队伍，或者给予体制内的边缘人士以更好的上升通道，通常情况下这些人都将成为体制的坚定拥护者，而他们也将稀释公务员群体的旧有权利。
从宰相到基层公务员，文官集团遭遇到了从上至下的全面洗牌，在此过程中，权力悄无声息地被皇帝抽走，皇权得到了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