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次面试，魏仁浦的才华得到了展示，他拥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力、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且逻辑分析能力出众，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总结归纳、逻辑推理，详细说明了现在的契丹内部的军事及政治情况，说得头头是道、条条在理。
郭威不禁对他刮目相看，于是向刘知远大力推荐，说魏仁浦绝对是个难得的人才！
刘知远让魏仁浦官复原职，等进入汴州之后再依材提拔。
千里马不常有，伯乐也不常有。郭威盛赞魏仁浦，成为魏仁浦人生中的贵人，二人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后来，魏仁浦的才能果然得到刘知远的赏识，一路扶摇直上九万里，可谓是平步青云，仅一年多的时间，魏仁浦就从一名基层小科员，“呲溜”升到国务院，仅仅半年后，刘知远驾崩的时候，魏仁浦就已经与郭威同为托孤重臣了。
再后来，魏仁浦辅佐郭威开创了后周王朝，成为开国元勋，历任枢密使、宰相。北宋初年去世，他的三个儿子也均在北宋做官，其中三子魏咸信还成为了北宋驸马爷，喜提宋太祖的女儿永庆公主。
这些是后话，总之，在刘知远即将入汴时，魏仁浦做了人生中最正确的一次决定，弃杜重威而投刘知远。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努力决定前进的距离，而选择决定前进的方向。
6月8日，汴州的文武百官在宰相窦贞固的带领下，集体前往荥阳今河南省荥阳市迎接刘知远。荥阳在汴州与洛阳之间，更靠近洛阳一侧，所以汴州的群臣真可谓是远接高迎了。
6月11日，刘知远正式抵达汴州，原后晋的各道、各镇相继前来拜码头，表示归顺。
6月15日，刘知远下诏，大赦天下，改国号为“大汉”，继续沿用“天福十二年”的年号，因自己不敢忘记后晋的恩情。
照例，刘知远也不再是矮穷矬的屌丝逆袭了，人家摇身一变，成了“刘皇叔”，从他的国号便可看出端倪。
按照惯例，本朝的国号应该是开国之君在前朝的封号，如梁王朱温建立“大梁”。刘知远在后晋的封爵是“北平王”，之前还封了一个“太原王”，不过刘知远并未接受。
刘知远开国之初沿用“大晋”国号，如今改为“大汉”，让人们误以为他是汉室宗亲，所以名正言顺地统治中原。但他自己并未追认祖宗，没说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因为他有个小小的麻筋儿他是沙陀人。
虽然他有个汉人的名字，但“其先沙陀部人也”。有意思的是，五代会要偏偏说刘知远的四代祖刘湍是东汉显宗即汉明帝，东汉第二位皇帝，汉光武帝刘秀第四子刘庄的第八子、淮阳王刘昞之后。
在闰7月，刘知远下诏兴建皇家祖庙，一共六座，分别是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以及刘知远的四辈儿祖宗父、祖父、曾祖、高祖。也在向人们暗示：哥是汉室宗亲，刘皇叔的干活。
总之，姓李的称帝，国号一般都为“唐”如淮南的南唐，姓刘的就喜欢用“汉”。
后汉开国的情况是表面荣光焕发，内部千疮百孔，也可以算作困难模式开局。刘知远面临着全方位的挑战。
首先，是其法统不正。
这一点我们已经分析过，刘知远的解决办法也比较高明，就是偷换概念、引导舆论，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通过民族主义强化自己的合理性。
其次，是财政赤字。
在前文讲述石重贵的内政时，已经用了大量篇幅介绍后晋末期的自然灾害和朝廷的无尽剥削，在此基础上，兵连祸结，与契丹打了将近五年的灭国大战，使得中央财政雪上加霜。
战争结束后，中原的新主人契丹，不仅没有致力于恢复战争创伤，反而变本加厉，敲骨吸髓，榨干了中原汉地的最后一滴血。
而后汉就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的，所以刘知远要面对的财政赤字，远比石重贵要严重的多的多的多。
第三，是暗流涌动的内忧。
国内原后晋控制区各道、各镇虽然纷纷表示称臣归顺，但这些“俊杰派”的忠诚度是十分有限的。
特别是像杜重威，他们曾经真心实意地服侍过契丹，是如假包换的卖国贼、汉奸，他们非常担心刘知远会反攻倒算，追究他们的叛国行径，故而是嘴上喊哥哥、手里摸家伙，叛乱是随时可能发生的。
最后，是严重的外患。
后蜀无疑是晋、辽、汉兴替之际的最大受益者，在这场大灾变中，后蜀蚕食中原王朝的西部领土，将大散关以南的土地全部占领，贪婪的触角甚至伸到了凤翔、长安。
在刘知远入汴的当年，后蜀孟昶就使用武力威胁和政治诱降两种手段，胁迫、引诱后汉的封疆大吏归降，比如凤翔节度使侯益。
年底，后蜀以中原的两个降将挂帅：以张虔钊为北面行营招讨安抚使、以何重建为副手，率领大军从成都出发，旌旗连绵数十里。
张虔钊，是李从珂称帝时，投降后蜀的降将何重建，是契丹灭后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