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泰山军北伐功成后，整个河北仿佛都静止了下来。
无论是诸多汉军大守还是河北黄巾都保持着自己的克制，再未有其他行动。
但谁都知道这是暂时的，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当泰山军展现出无可匹敌的实力后，整个河北各势力都要想一想自己的命运了。
所以他们或求多门，或攻守同盟，都试图挡住泰山军的兵锋。
也因为如此，各地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开始了真正的竭泽而渔。他们再不顾及自己本该是牧民官的体面，征发黔首最后一粒粟，到处到乡野掳人为兵。
泰山军自然清楚这些郡守所为，所以如赵云等第一批回乡队吏士已经悄悄的返回了各自家乡，准备在这场人怨沸腾中开辟敌后势力。
张冲是亲自目送赵云等人离开邯郸的，望着这些年轻的脸庞，张冲既有骄傲也有担忧。
此去征程，自是充满坎坷，但这难道不是好汉子当此为嘛？
将回乡队的吏士送走一批后，张冲开始将更多的精力用来处理内政上。
在张冲看来，所谓的内政之事不应该是权力的勾心斗角。当然这在汉室那边确实是如此的，君不见他们整日所忙不过都是党派倾轧，为自己的家族谋一份好处，哪有几个讨论过天下民生？
既然内政之事应该切实的关系治下民生，那实际上就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入手，以目前而言，则多以发展生产关系为合适。
可能超过一些人的认知，那就是学习生产力比改革生产关系是要简单的。如张冲在鲁沂蒙地区的时候，发明的曲辕犁、水车等事物，早就流传到了周边的徐州地区。当然这些东西都被豪势给掌控住了。
但泰山军现在的制度和体系，哪一个是别的势力能学敢学的？
所以昔日诸国皆知秦法伟力，也各个变法，但哪一个又能像秦一样真正的变革成功的呢？
所以张冲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器物是很重要，但比器物更重要的是更先进的制度。
所以张冲宁愿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打磨泰山军这一架制度机器上，这才是得天下的王道。
现在的河北就处在百废待举的阶段，虽然这一结果多是黄巾军和汉军的责任，但泰山军既然已成其主，自然要担负其治理之责。
之前张冲将主要精力用在改革军制，对目前的地方事物多只要求做到分田和保证日常生产即可。
但随着赵信事件的爆发，让张冲意识到对治下治理刻不容缓了。
如今的泰山军正经受一个巨大的变动，过往的转战天下的模式切换为坐守一方的模式，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如果张冲他们不能将冀中南地区建设好，又如何让别人相信他们泰山军的优越。
如果说以前他们泰山军只是在野党，只要喊口号争取民心。那现在他们泰山军就和汉室一样同样成了执政党，这时候就要比拼双方真的执政水平了。
于是，张冲将蔡邕、诸葛珪等一系列民政官喊了过来。
一同商讨出当下的治理要点。
以诸葛珪等一线事物的民政官对张冲建言道，当下治理之急在于安民造册四字。
北伐之后，泰山军先后拿下襄国、巨鹿周边地区，阔地一郡。但现在这个地区有多少户口，有多少聚落，泰山军是压根不清楚的。
先不说汉室的户册多年不更新，就是真的更新，那些本地豪强藏匿的人口也不会被记录进来。
所以，泰山军就要自己安民造册，掌握治下人口的真实情况。
安民造册的前提就是安民，而要做到安民，就是要和治下民众们宣讲道理。
泰山军最是会讲道理了，麾下就有系统的宣传队，泰山军几次大的分粮行动，都是宣传队在一旁宣讲泰山军的政策，是顺天伐暴，吊名罚罪，民众投身反抗。
那现在呢？这些宣传队的队员们就要深入太行山，大陆泽，将逃匿到这些地方的民众们招徕回乡，重新开垦土地。
总之，就是要让治下的百姓们认识到泰山军的政策和主张，让民众们恢复生产信心。
但张冲并不认为只靠讲道理就可以说服太行山和大陆贼的流民的。
这倒不是说泰山军的政策对这些人没有吸引力，而是这些人压根做不了自己的主。
举凡流亡山泽水泊，为求活必然是要结众自保的，而这一结众则必然有魁首大目。
这些人多半是不会出山出泽的。毕竟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已是既得利益者的他们，怎可会因为几十亩薄田就放弃人上人的地位？
所以在对赵国北部的太行山地区和巨鹿中部的大陆泽地区，张冲已经各调发了两个营头，签发了剿匪军令。
实际上即便不是诸葛珪等人讲安民造册，张冲也是要剿匪的。
在他坐镇邯郸的四月，先后听到了不下十余起境内盗贼蜂起事。
如贼魁某某辈，纠党数百，袭击巨鹿任县草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