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1，北防辽
在“高平之战”期间，黄河下游泛滥，自杨刘城至博州，长达一百二十里的地方，由于黄河的泛滥和改道，形成了一大片湖泽，弥漫阔达数百里，旧有的古堤被冲坏，导致齐、棣、淄直至沿海诸州饱受水患之苦，淹没的农田无法计数。
显德元年（954）11月，柴荣派李毂前去河北、山东的灾区视察。李毂征调了六万丁夫，耗时三十天，修筑了新河堤，治理了黄河水患。
契丹在“高平之战”中诠释了帝国主义本色，充分暴露了“维持现状，阻挠统一”的战略意图。虽然契丹大概率不会深入南下，但史籍记载，“自晋、汉以来屡寇河北，轻骑深入，无藩篱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杀掠”。
也就是说，自从“晋辽大战”之后，契丹虽然不偷塔，但持续不断地进入我方野区偷野，严重影响我方发育。
柴荣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有人提议疏浚深州与冀州之间的胡卢河。于是，柴荣派王彦超、韩通率领兵夫疏浚胡卢河，并在李晏口夹河为垒，筑城屯兵。
李晏口南距冀州百里，北距深州三十里，夹胡卢河为垒。柴荣以李晏口设“静安军”。
提出这个建议的，是德州刺史张藏英。
张藏英，生于唐昭宗时的涿州，在他17岁那年，一个叫张居道的土匪头子杀了他全家，张藏英只身逃出。张藏英时刻不忘身负灭门之仇，不杀张居道誓不为人。
时光荏苒，日月穿梭，从后梁到后唐，终于有一天，张藏英在幽州发现了张居道的身影。要想报仇恨，亲手斩仇人。光天化日之下，张藏英用随身携带的小刀捅刺张居道，很快就被热心群众制服，随后扭送官府。
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
时任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在听完张藏英的行刺动机后，不仅没有处罚他，反而对他的壮举颇为赞赏，于是提拔他在自己身边做事。
然而张居道只是受了伤，却并没有死。张藏英也没有放弃对仇人的追杀，利用职权之便，打探张居道的下落。
终于有一天，张藏英打探出张居道出现在瓦桥关以南，于是主动请求调岗，由市公安局调到关南刑警支队。想升官不容易，主动要求降级、降职，这种高风亮节的行为自然受到了组织上的高度赞扬和立刻批准，于是张藏英同志被任命为关南刑警支队中队长（关南都巡检使）。
利用自己在公检法系统的能量，张藏英很快就定位到了张居道的藏身之所，于是换穿普通百姓的衣服，袖子里藏着大铁锤，悄悄埋伏在张居道的藏身之所附近，守株待兔。等张居道出现后，张藏英用大铁锤发动突袭，把仇人打翻在地。
张藏英没有一锤爆头，那样太便宜他了。张藏英把张居道按在地上，一口咬住他的耳朵，用力撕扯下来，生吞掉仇人的耳朵，然后再将他绑架到自己的私牢中。
张藏英把父母的灵位摆在正前方，以好酒好菜设供，然后把仇人张居道押到灵位前，举起鞭子，一边哭着一边狠狠鞭挞。随后，拿出事先准备的利刃，将仇人千刀万剐。
老百姓俗称的千刀万剐、凌迟，听起来痛快，但实施起来有一定难度，需要行刑者具备优异地外科手术技能，既要把受刑人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还要尽可能使他保持清醒，让他饱受痛苦折磨。
张藏英技艺精湛、手法娴熟，割了张居道三天，第三天才将张居道剜心，祭祀先人。随后，张藏英换上干净的衣服，坦坦荡荡地来到官府自首。
老百姓自发地为他求情，官员们也很敬佩他的血气，于是将他无罪释放。一时间，燕赵之地将张藏英美誉为“报仇张孝子”。
在这里，我们需要普及一下当时的基本法律常识：
《唐律疏议》中有“亲属为人杀私和”条款，明文规定，如果亲人被杀而受害者家属选择“私了”，那么被害人家属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例如，“诸祖父母、父母及夫人为人所杀，私和者，流二千里。”仅比死刑稍微轻一点。
这就是唐朝的法律，而五代基本沿用了唐朝法律，在五代时期，官府是鼓励血亲复仇的，与今天的法律有很大差别。
到了宋朝之后，才对血亲复仇加以限制，比如《水浒传》中，就有两个比较典型的故事，一个是武松为哥哥武大郎报仇，连杀三人，被判决为“刺配孟州”，从阳谷县（今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到孟州（今河南省焦作市），大约600里，虽然是“流刑”，但已经是从轻发落中的从轻发落了；
另一个是“插翅虎”雷横，雷横先因打架斗殴而入狱，他的母亲前来探监，却遭妓女白秀英的辱骂和殴打，白秀英将雷母推倒在地，还连着扇了雷母几个耳光，雷横见状突然暴起，当场打死白秀英。我们只从法律角度摘列出雷横的行为：在关押期间，行凶杀人。白秀英只是扇了他母亲几个耳光，并未威胁雷母的生命，就被雷横杀死，而最终的判决，雷横也不是死刑。
因此，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法律去审视那个年代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