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远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他的冷酷无情和言而无信，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镇压魏州杜重威。先是在汴州将已经缴械投降的一千五百幽州兵集体屠杀，之后在以红头文件的形式承诺赦免张琏的情况下，仍然将投降的张琏及其部下全部诛杀，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叛乱分子杜重威，却被赦免。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此事展开评论，说他繁台之诛杀是不仁杀张琏是无信赦杜重威是“非刑”。
“仁以合众，信以行令，刑以惩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国？其祚运之不延也，宜哉！”最可恨就是这后半句，后汉国运不长、很快灭亡，活该！
旧五代史则相对比较含蓄委婉，对刘知远的盖棺定论是：“虽有应运之名，而未睹为君之德也。”
翻译过来比司马光的一句“活该”还气人呢：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无论是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还是资治通鉴，均是北宋时期成书。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夺了后周柴氏的江山，出于对柴家人的愧疚，太祖爷立下遗训：厚待柴氏子孙。因此在描写北宋末年农民起义的水浒传中，“小旋风”柴进才能成为全国问题儿童收容所。
所以宋朝虽然抢了柴氏的江山基业，但与大部分王朝更迭不同的是，北宋不仅没有抹黑、否定后周，反而是对它充满感恩和愧疚。
柴氏的江山继承的是开国皇帝郭威的衣钵，就是这位刘知远的嫡系亲信、托孤重臣。但郭威并非直接从刘知远手中接过了皇位，而是在中间夹杂着一位刘承祐，敲黑板、划重点：刘承祐杀了郭威的全家。
郭威与刘承祐和他代表的后汉政权之间，有着杀全家的深仇大恨。
关系就理清楚了：宋朝感恩后周，后周与后汉有深仇大恨。所以宋朝对后汉的态度不敢说是仇视，起码也绝对不可能是爱慕。这种态度决定了宋朝史官在对待刘知远的瑕疵时，可以秉笔直书。
刘知远撒手人寰，给后继者刘承祐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其实这已经不能算是烂摊子了，应该说根本就没有摊子，只有烂。如果说刘知远是地狱模式开局的话，那么刘承祐就是在地狱的地下室开局了。
后汉艰难处境的外部表现为内忧外患，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其成长过快，典型的政治暴发户，后汉刘氏集团极度缺乏历练，骤升高位，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一时间还无法准确适应自己的新角色。
君不似君，臣不似臣。
也正因这种角色的突然转换，导致了利益再分配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争权夺利的内耗现象。虽然后汉面临诸多的内忧外患，但最终导致它灭亡的，就是来自集团及内部的内讧，这是最令人唏嘘的。堡垒最终是从内部攻破的。
下面，我们将一睹后汉瓦解的全过程，首先欢迎来到刘承祐的地狱地下室：
后汉刘氏集团的江山得来的太过容易，只有史弘肇率领先锋部队在潞州、泽州比划了两下，刘知远就顺利进入汴州，随后的魏州之战，契丹因内部问题而主动撤退。刘知远得天下的过程跟李从珂基本类似。
但李从珂好歹是先帝的养子，而刘知远则与先帝没有半毛钱的血缘关系。
也就是说，后汉刘氏集团所面临的问题应该比后唐李从珂还要困难，可就在此基础之上，刘知远匆忙去世，18岁的刘承祐即位。各方势力更加不买刘承祐的账了。所以刘承祐的窘境雪上加霜。
为了帮刘承祐压台，苏逢吉、杨邠等在刘知远死后秘不发丧，而是先矫诏诛杀杜重威，除去帝国心腹大患，继而矫诏封刘承祐为周王，然后才宣布先帝驾崩的消息，并让刘承祐柩前即位。
据他们说，去年年底，先帝打算改元，便征求大臣们的意见，中书省最后草拟了一个年号“乾和”，寓意天地人和。结果先帝提起御笔，朱批改为“乾祐”。所以很明显啦，天下是俺儿刘承祐的。
因为父亲去世，儿子要守孝，所以新皇帝一般只是即位，但不能立即亲政。但是新皇帝不可能真的像一般臣子那样，守孝两三年，所以人们就发明了一个规矩：天子守孝，一天顶一年，也有的说一天顶一月。也就是说少则两三天，多则一个月，新皇帝就可以走上工作岗位了。
几天后，群臣上表，恳请刘承祐听政。照例诏不允。然后群臣“凡四上表”，刘承祐这才“从之”。
刘承祐接见群臣，然后尊母后为太后，随后，便着手处理朝政。
为了争取支持和认可，刘知远、刘承祐都秉承了普惠政策，雨露均沾，两位皇帝的“本纪”中，很大一部分篇幅是记载对天下各藩镇的封赏。
刘承祐新登天子之位，对皇亲国戚们如刘信、刘崇、慕容彦超等对开国元勋们如史弘肇、郭从义、窦贞固等对前朝功勋如高行周、安审琦、符彦卿等甚至对前朝“危险分子”如李守贞、李彝殷等对“俊杰派”人员如武行德、薛怀让等全部加官进爵。
新天子登基，各级文武百官、封疆大吏普遍加官进爵，倒也算是一般操作，情有可原。但是不久之后，因一人立功，而对天下进行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