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重诲和韩玫的如意算盘就是要制造外交事故，激怒钱镠，使他对朝廷口出怨言。眼看这出闹剧就要谢幕，安重诲不甘心，于是孤注一掷。
韩玫回来后，立刻诬奏一本，说钱镠割据称霸，目无朝廷，如果后唐使节对他曲意奉承，就会获得大量赏赐，否则就只能面对他的冷屁股；还说乌昭遇为了讨好钱镠，竟然向钱镠行三跪九叩之君臣大礼，还向钱镠称臣，更把朝廷的虚实尽数泄露给钱镠，只为获得一点赏赐而已。
钱镠确实给了乌昭遇大量的赏赐，而给韩玫的却很少，这是因为韩玫欺负乌昭遇，钱镠看不下去，所以才厚待乌昭遇而冷遇韩玫。
而韩玫则诬奏乌昭遇是靠出卖国家机密的卖国贼，把自己描述成不辱国体的苏武。
李嗣源大怒，于是不加复查，直接命乌昭遇自尽，同时下诏剥夺钱镠的一切在身官职，而以太师的名义退休，还把在中原的两浙使节等官方人员统统抓捕。也有说李嗣源并不知情，这一系列命令都是安重诲的“矫诏”。
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钱镠如闻晴天霹雳，急忙上疏解释，其子钱元瓘等也各自上疏申辩。而这些奏章却被安重诲截留，石沉大海。
剥夺钱镠的管制爵位，勒令退休，朝廷虽然没派一兵一卒，但这一纸诏书的威力远远胜过千军万马。这就意味着，钱镠失去了对两浙地区的合法统治，两浙地区有陷入内战的危险。
当然，这种做法的风险也是极大的。因为钱镠可以借机自立，也可以向淮南称臣。后唐朝廷的这封诏书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钱镠已经治理两浙三十余年，政权极为稳定，群众基础深厚，并没有因此爆发内乱。钱镠完全可以自立，但钱镠高瞻远瞩，非常务实，没有选择称帝自立，而是非常务实地继续向后唐朝廷喊话。
在两浙地区，他名义上虽然只是国王，但实际与皇帝无异，没有必要再为了一个名义上的“皇帝”称谓而背负叛逆的政治成本。
随后的一年中，后唐内部生乱，安重诲被杀。长兴二年（931）2月，后唐再次派来使节，宣布恢复钱镠的一切官职爵位，并解释说此前是安重诲伪造圣旨、阻隔通信，现已被杀，希望恢复往日旧好。
李嗣源、钱镠在共同的利益面前，握手言和，和好如初。
次年（天成三年，932），钱镠病重，他召集群臣幕僚，说道：“我大限将至，可儿子们全都愚昧懦弱，难成大事。你们互相推荐一下，看看谁能接替我的职务？”
众将流泪道：“幼主钱元瓘仁爱孝顺，又立有大功，名望甚高，哪一个不愿拥戴他？”
此前钱镠已经明确表示过要传位给钱元瓘，而且也是经过“民主推选”的，如今只是走个过场，帮儿子铺路。群演注意配合。
钱镠将印信等象征权力的信物交给钱元瓘，对他说：“文武百官都愿意拥护你，你一定要用心啊！”随后又着重强调，“不管中原王朝如何更迭，你都要记住：尊奉中原！”
3月底，钱镠病逝。享年81岁，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后唐朝廷听到噩耗，辍朝七日。
死后能获“辍朝”待遇，是封建时期无比荣耀的一件事，因为并不是每个臣子都能获此殊荣。
以唐朝为例，一般是三品以上文武官员，且“散官”不再其列，据《旧唐书》，整个唐朝享有辍朝资格的，也不过区区60人左右，包括魏征、狄仁杰、郭子仪等名臣。
而且辍朝的时间长短也有严格的礼制规定，一般是一日、二日、三日、五日、七日。而“辍朝三日”的居多，其次是“辍朝一日”，两者加起来占了总数的90%。我们所熟知的房玄龄、杜如晦是辍朝三日，而魏征则是辍朝五日。
钱镠去世，李嗣源为其辍朝七日，这是至高无比的荣耀，够他在阴间吹一阵了。
太常礼院负责合议辍朝之礼，“辍朝礼”反应了封建等级制度的森严，同时也成为皇帝的一种管理工具，表彰忠君爱国积极分子。
礼制，是一种管理工具，而不是情绪表达工具，它不能如实反映君王的内心世界。例如杨师厚去世的时候，朱友贞为其辍朝三日，期间悲痛欲绝，以至于要偷开PARTY彻夜狂欢。
钱镠年轻时候长期征战，养成了严苛到近乎变态的军旅习惯。比如他十分机警，一刻也不敢松懈，衣不解甲，每当要休息时，都要重新整理一下铠甲，始终保持战斗状态。
为了使自己时刻保持警觉，钱镠还发明了“警枕”，就是用一截圆木当枕头，木枕两边还坠有铃铛，这样一来，只要他稍微一侧头，脑袋就会滑下枕头，同时触发铜铃，然后就会惊醒。
后来，他用“警枕”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传来传去，就传成了钱镠从来不睡觉，最后还编出了“不睡龙”的外号。
“不睡龙”的传说一直传到了塞外。到了后晋时候，契丹使节出访中原，期间，契丹使节就无比好奇地询问钱镠的近况，“哎，‘不睡龙’现在还是整宿整宿的不睡觉吗？”他们只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