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取士改革
隋唐以来，已经逐渐形成了科举选士的制度，即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国考，来选拔国家公务员，理论上，百姓们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看出身、不看财富、不看外貌，只要有才学，谁都有机会实现阶级跃迁。
但是，自五代乱世开启之后，科举基本荒废，因为文武百官往往由皇帝的“从龙功臣”担当，且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客观上，统治阶层也不需要通过科举取士来完成新陈代谢。
这就好比是数码电子产品过快地更新换代，挤占了维修行业的生存空间。
另外，旧贵族等保守势力，也会敌视、阻挠科举取士。道理也很简单，通过科举完成阶级跃迁的新贵们，必然要分割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打破现有的权利分配体系，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当然不愿意让出自己的利益。
比如，柴荣在组建自己的领导班子时，任命范质、李毂、王溥为宰相，又以魏仁浦为枢密使。柴荣的文官集团基本是郭威留下的遗产，柴荣照单全收，其中魏仁浦就没有通过国家资格认证（科举），所以当时很多拥有进士及第学历的人都表示反对，柴荣力排众议，说只要有才学就行，不用拘泥于形式。连郭威嫡系、两朝元老都遭受排挤，其他无根基、无资历、无背景的三无产品的境遇可想而知了。
显德二年（955）正月，柴荣下诏，要朝廷的文官各自推举一位能当官的人，并且举贤不避亲，不管与被举荐者是何种关系，只要他才堪大用，你就放心大胆的推荐，但是——（划重点）在被举荐人的人事档案中，要署名举荐者的姓名，如果日后被举荐的人贪污受贿、能力欠缺等等，要追究当初举荐人的责任（连坐举主）。
这就解答了前文的两个问题。后来有不少官员因“举人失当”而连坐受罚。
柴荣的这条诏令类似于汉朝的“察举制”，不用考试，而是由官员们推荐，直接“保送”公务员。
当然，我们不能武断地说柴荣开了历史的倒车，因为这次“保送”名额十分有限，“在朝文班，各举……一人”，在这种管控下，是不会重蹈东汉覆辙的。
3月，柴荣下诏整顿科举，因为近年的科举偏离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部分官员营私舞弊，选士的质量参差不齐，所以对本年的科举进行严格的复查。
结果发现在及第的16人中，符合国家录取标准的，只有4人，另外12人全部被PASS。不合格率居然高达75%！
本次科举的主考官（知贡举）刘温叟，因“失于选士”而被贬，由礼部侍郎贬为太子詹事。但是刘温叟的这次失职并非是徇私，是有客观原因的，比如有些考生连续奋战多年，屡试不第，出于同情而破格录取等等，所以“尚视宽恕，特与矜容”，酌情予以刘温叟轻判。
6月，下诏，两京及诸道府州，不得奏荐留守判官、两使判官、少尹、防御团练军事判官。也就是说，地方二把手不能由一把手任命，这就有效防止了地方割据势力的萌芽。与半年前文班举荐官员相呼应，柴荣既要官员们推荐人才，又要严防“察举制”的弊端。
显德四年（957）8月1日，兵部尚书张昭上疏，建议参照大唐故事，恢复科举取士制度。柴荣认为很有道理，于是命张昭牵头，制定相关法规，颁布执行。当时，柴荣已经当了四年皇帝，旧有的权力体系得到了整顿，是时候通过科举补充新鲜血液了。
10月，柴荣下诏正式恢复科举取士，设三科，分别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经学优深刻为师法科、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科。
考试不限出身，不限资历，草泽布衣、在职官员都可以报名参加，根据考试成绩择优录用。
显德五年（958）3月，这是科举改革后的第一次国考，知贡举刘涛领着新及第的考生面见柴荣，柴荣命翰林学士李昉对其进行复试。
复试结果：刘坦等5人“诗赋稍优”，考试合格；王汾，仅看他文笔的话，“亦未精当”，但是，他屡试不第，而屡败屡战，因此破例准许他及第；熊若谷、陈保衡，“皆是远人”，所以也要降低标准，破格录取，二人得益于民族政策，就跟今天的“高考移民”或者考试前突然修改民族成分一样；而郭峻等7人被PASS。
不合格率也过半了，于是知贡举的刘涛也被贬官。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宋朝的繁荣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周时期的改革措施。科举取士、禁军制度等等全方位的改革，改变了藩镇割据所滋生的土壤，加强了中央集权，更是让手握禁军兵权的赵匡胤直接建立了大宋，这是后话。
3，广开言路
显德二年（955）2月，柴荣下诏广开言路，毫无疑问，又是翰林学士们的一篇满分作文。
在诏书开头，就开宗明义：
“善操理者不能有全功，善处身者不能无过失”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朕这么NB，也会偶尔2B或S开头以B结尾。
随后说即便是尧舜禹汤这样的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