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解释为是高季昌对巴蜀人民的忏悔，认为是自己鼓动了这场战争，给巴蜀人民带去了战火，害得蜀人做了亡国奴，因此他心存对巴蜀人民的愧疚。
胡扯。
那淮南人民就活该当亡国奴了？伐蜀是罪过，征淮就是功绩了？
这样解释，是对高季昌的美化和吹捧。本书不吹、不黑其实我真想黑他，高季昌口中的“过”，是对他治下的荆南人民的过错。因为他认为李存勖轻松灭掉前蜀，实力倍增、信心倍增、野心倍增，下一步就该顺流南下，收拾荆南了。自己怂恿李存勖伐蜀，到头来是把战火引向了荆南。
大谋士梁震则持相反的观点，他轻松一笑，对高季昌说道：“不足为忧也！李存勖得到蜀地之后，倍增的不是野心，而是骄心。他一定更加不可一世，志得意满，骄奢淫逸，更加不思进取，从而快速灭亡。李存勖灭前蜀，对荆南来说，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高季昌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他在洛阳的所见所闻，“对！先生说的有理！”
高季昌的外号叫“高赖子”，厚颜无耻，天下尽知。蜀平之后，他居然厚着脸皮，向李存勖数次索要夔、忠、万等州，“陛下金口玉言，您不是说要把这几州地盘归还我荆南嘛。”
李存勖有些拿不定主意，是呀，朕是说了……可前提是你自己打下来呀。
然而高季昌早就摸清了李存勖朝廷的虚实，向刘皇后、宦官、戏子及宰相豆卢革、韦说等大量贿赂，特别是韦说，韦说曾居住在荆南，与高季昌是老朋友，故而极力偏袒高季昌。于是朝廷内外全是支持割让给荆南的声音。李存勖迫于压力，极不情愿地答应下来。
可不等诏书正式下发，就有了“兴教门兵变”。
前文说过，李嗣源入主洛阳，弱宣称，于是各方政治势力纷纷趁机敲竹杠、发国难财。说到敲诈勒索、碰瓷敲竹杠，怎能少得了高季昌？此君专业无赖三十年。
此前，高季昌只是厚着脸皮向李存勖索要夔、忠、万三州，如今则牢牢利用李嗣源急于稳定四方的时候，向李嗣源索要夔、忠、万、归、峡五州土地，“我想起来了，先帝最早就是许诺给这五州的……”
“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李嗣源震怒。
有的史料记载说伐蜀期间，高季昌并未出兵，而战后却索要土地另有史料记载说高季昌出兵了，但打败了。无论哪种说法，反正对高季昌“寸功未立”的说法是异口同声的。
宰相豆卢革、韦说也一致赞成割地请求，李嗣源委曲求全，答应了高季昌割地请求。
随后，高季昌变本加厉，上疏请求中央朝廷不要委派刺史，而把夔、忠、万等州的人事任命权完全交给自己，由他的儿子们充当各州刺史。
从理论上讲，节度使虽然是地方军政一把手，但通常是只负责行政、军事和一部分司法、税务地税，而人事任免、税赋国税等权力仍由中央朝廷直接掌控，至于行政、军事、司法等方面，节度使也绝对无法任性，因为身边还有节度副使、监军宦官、推官、判官等官员分其权势，而这些人也基本都是由中央调派。“节度使”的权限被大大压缩。
这是“节度使”制度设计之初的管控体系，再加上节度使的移镇和部队的轮调、换防制度，使得节度使不可能割据，更不可能威胁到中央。当然，这只是停留在理论上。
通常情况下，如果特别强调“理论上……如何如何”，那么实际情况就一定与之相反。
关于唐末节度使的质变，我们毋庸赘述，制度的约束力与军事实力成正比。
比如荆南节度使高季昌，理论上，高季昌只对荆南地区拥有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都是李嗣源的，高季昌等诸藩只是帮天子守土而已，所以虽然夔、忠、万等州划归荆南，但人事、税收等权力还在中央手中。
现在，高季昌的做法就是在对中央的底线疯狂地试探，公然索要人事任免权，等同于宣告割据。
李嗣源虽然要顾全大局、要委屈求全，但这是朝廷的底线，是任何一个哪怕再软弱的中央朝廷都无法容忍的红线！
李嗣源没有召集群臣商议，斩截地一口拒绝。并向夔、忠、万等州派去刺史等官员，明确了中央的强硬态度。
让李嗣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高季昌以更加强硬的态度回怼。
恰逢夔州刺史潘炕与前蜀枢密使潘炕重名，非同一人离职，李嗣源调派西方邺出任夔州刺史。
高季昌眼疾手快，第一时间派军队突袭夔州，将中央的驻防部队全部屠杀，然后强行接管夔州，拒绝接纳西方邺。随后又派军攻打涪州，结果未能攻克。
李嗣源勃然大怒，这简直就是公然造反！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李嗣源再也无法隐忍姑息：
一支从蜀地出发、携带金银绸缎四十万的运输队，在长江顺流而下，由大营管理官押牙韩珙负责押运到洛阳，帮李嗣源解决财政问题。途径荆南时，被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