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淮南攻克建州的时候，就打算一鼓作气，顺流而下，把福州一勺烩。淮南李璟紧急叫停。
因为当时“晋辽大战”已经进行到白热化阶段，刚刚结束了二次战役，虽然两次战役都是后晋获胜，但长期的内部平叛战争和对辽战争也掏空了后晋的身体，李璟认为这是染指中原的好机会，于是频繁与契丹取得联系，相约南北夹攻中原。
所以在攻克建州、俘虏王延政之后，李璟就指示前线部队班师回朝，休整之后，就要投送到北部战场，配合契丹攻击后晋。至于福州等地，就交给时间慢慢消化。
枢密使陈觉也主张见好就收，因为这次建州战争的推进者是他的副手枢密副使查文徽。
关于淮南的内部政治斗争，比如陈觉等，我们将在后文展开专题，在此简单一笔带过：
陈觉的部下查文徽提议攻打建州王延政，包括陈觉在内的文武百官一致反对，但李璟力排众议，支持了查文徽的提案，发动了建州之战，结果真的消灭了闽国。查文徽受到了李璟的重用和提拔，而陈觉的仕途就黯淡无光了。
如果查文徽等“主战派”继续南下福州，攻克福州，那……太可怕了。所以陈觉也不希望“主战派”继续立功。
问题是李璟虽然也不支持继续南下作战，但朝中的压力实在太大，从之前的全体“主和派”变成了全体“主战派”。
聪明的陈觉很快就找到了平衡点，可以完美兼容，那就是用政治诱降代替军事行动，招降福州。
于是，陈觉毛遂自荐，说自己愿意以三寸不烂之舌，“叭叭叭”说服李仁达放弃割据，屁颠屁颠入京朝见。
淮南集团的骨灰级大谋士宋齐丘，也在淮南最高权力的更迭和动荡中起起落落，此时的他也基本是“靠边儿站”的状态，很受尊敬，但很没说话的份儿。而他与陈觉的私人关系非常铁，于是两位政治孤儿抱团取暖，宋齐丘为陈觉站台背书，极力称赞陈觉同志才思敏捷、口才出众，一定不辱使命，不战而屈人之兵！
如果真能不动刀兵就平定福州，自然是再好不过，于是李璟给李仁达准备了极为丰厚的赏赐，并将其母亲和妻子都封做国级夫人，四个弟弟也都加官进爵，希望以此表现诚意，促成福州的和平解放。
陈觉去福州，如同蒋干去东吴，自讨没趣。李仁达岂会被糖衣炮弹欺骗？接待陈觉时，李仁达态度傲慢而冷淡，而周围亲信爪牙们更是目露凶光，仿佛只要李仁达一个眼神，就叫陈觉血溅当场。
陈觉吓得没敢说出口，对于让他入朝觐见之事，半个字都不敢提。在受了一顿窝囊气之后，灰溜溜离开福州，无功而返。
当陈觉走到镡州时，他再也没脸往北走了。原本指望靠这次游说使自己扳回一局，没想到赔了夫人又折兵，还有何脸面回见李璟？
陈觉终于恼羞成怒，决心铤而走险，再赌一把。他伪造了诏书，假传圣旨，以李璟的名义命令李仁达马上进京朝见，并“任命”自己为福州地区最高行政长官，接替李仁达的职务，然后征调汀州、建州、抚州、信州的地方武装及中央驻军，命其亲信冯延鲁当统帅，气势汹汹奔赴福州，逼迫李仁达北上进京。
冯延鲁兵临城下，先给李仁达写信劝降，为之分析祸福，希望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李仁达软硬不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甭废话，想打就打。李仁达派水军司令杨崇保主动出击。
陈觉伪造诏书、假传圣旨、擅自发兵的消息传回中央，朝野震惊，从法律上讲，满门抄斩是陈觉同志的起步价。但是陈觉的党羽如宋齐丘等曲线救国，先不提矫诏之罪，而重点谈及时势，说不管起因怎样，反正前线已经打起来了，此时必须增援，先打赢了再说。
战斗爆发后，双方互有胜负，冯延鲁先击败了杨崇保李仁达亲自出战，扳回一局，生擒了淮南禁军指挥官杨匡邺。
战事陷入胶着。
李璟骑虎难下，被迫继续增加援兵，派建州节度使王崇文挂帅，命魏岑当监军，与冯延鲁会师，共同进攻福州。
魏岑与冯延鲁等人都是陈觉的同党，一丘之貉。在陈觉矫诏发兵的时候，魏岑正奉命巡抚漳州、泉州，听说陈觉起兵，担心陈觉会独享解放福州之功劳，于是也擅自发动漳州、泉州的军队，会同陈觉，共伐福州。
陈觉、魏岑、冯延鲁、冯延巳在淮南合称“四凶”，再加上查文徽，合称“五鬼”。这几位都不是省油的灯，几人各有各的小算盘，时而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时而尔虞我诈、互相算计。比如这次福州之战，几人的貌合神离就展现得淋漓尽致。
淮南大军共计数万人，齐聚福州城下，“四凶”们既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又是竞争对手，都怕功劳被别人抢夺，于是大家在没有统一指挥、没有统一部署的情况下，各自为战，争抢先入之功。
史籍记载，“延鲁、魏岑、王崇文等各领兵数万，四面俱至，围城数匝，声动天地，有国以来，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四凶”打群架，打出了一个淮南有史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