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梁南部边疆出现危机，由于“岭独”分子刘岩建国称帝，使得今两广地区南部、越南北部、海南岛等广袤土地脱离后梁控制，致使后梁版图严重缩水。
这些地区，再包括其北部两湖地区的潭州马殷、荆南高季昌，东部的福建王审知、杭州钱镠，也就是“8”字下面的圆圈，一直以来都只是名义臣属后梁，实际则享有极高的自治权，但只要不公开脱离后梁、继续奉后梁正朔，那么这种名义的归附也是后梁的一笔政治资产。
刘岩的悍然独立，在南中国开了一个不好的头，一定程度对“十国”的出现起到了推进作用。自此之后，淮南、福建、湖北、湖南的割据势力纷纷建国称帝，“十国”局面出现。
虽然王建的前蜀政权早于刘岩的南汉政权，但王建从未臣属于后梁，自始至终都不是“亲朱派”，与淮南、河东、凤翔并成为后梁的劲敌、对立面。所以王建建国称帝，对后梁政权的伤害性极小。
刘岩则与王建有着本质的不同。刘岩继承了刘隐的衣钵，而刘隐恰恰是在朱温的支持下，取得了岭南之地，并且长期位列“亲朱派”阵营。站在后梁的角度看，王建称帝属于外部事务，刘岩称帝属于内部叛乱。
而面对境内割据势力的公开反叛，后梁中央政府居然束手无策，无计可施，这令后梁颜面尽失。
刘岩称帝的举动，无意间让全天下都看清了后梁政权的外强中干（河东李存勖让全天下都看清了后梁外也不怎么强）。
所以，后梁与南汉刘岩之间虽无正面冲突，只是几句隔空喊话，但刘岩称帝对后梁政权的伤害性是极大的，甚至可以说加速了后梁帝国的分崩离析，加速了后梁的灭亡。
【大辽立国】
世道好轮回，苍天绕过谁。当后梁遭遇南部危机时，河东集团也陷入了严重的北部危机，并且这次北部危机受内外双重势力的合力作用。
大唐帝国凭借强大的综合实力和统治者的卓越政治智慧，构筑了一个以中原华夏文明为核心的国际（亚洲）秩序，获得了周边民族的普遍认可和拥护。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强汉、还是盛唐，亦或是其他时期，华夏文明从来都不曾称王称霸、从未欺凌弱小，从不奉行霸权主义，不像现今某国，披着世界警察的外衣，喊着维护和平的口号，自诩世界灯塔，却干着最为卑鄙龌龊的勾当。
大唐帝国可以作为华夏文明“对外扩张”的一个典型。华夏文明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文化底蕴，被周边相对落后的民族由衷地敬佩、崇拜，继而心生向往，主动以华夏文明为导师，学习中原的政治制度、文化、科技等，主动接受汉化。
换言之，大唐帝国“地区霸主”、“世界老大”的地位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自身魅力，赢得了其它民族的主动归附。大唐帝国与周边各民族的宗藩关系是自然形成。
大唐自开国之初，就对周边各民族奉行怀柔羁縻政策，不搞政治歧视、种族歧视。大唐的开放包容，自古罕见，无须赘述。
在地区事务方面，大唐帝国肩负着无可推卸的责任，概括起来，就是维持地区均势。不吹不黑，大唐帝国并不是白莲花，维持现状、保持均势也有利于大唐切身利益。如果任由它们兼并攻讦而不予调停、劝和，那么就会出现某强大的部落统一北方游牧民族，形成一个军事力量强大、战争意愿极高的游牧势力，继而南下侵扰中原。
翻看史籍，这确实是一再重复的历史规律。每当中原陷入动荡、内乱，就会失去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控制，北方就会在极短时间内出现一个强大游牧民族，完成草原的整合，然后不断南侵，成为中原稳定之后的新兴王朝的严重外患，例如汉朝与匈奴，宋朝与契丹，明朝与蒙古。
所以大唐帝国出于自身安危的考虑，也要积极调解地区事务，保护弱势群体，防止出现地区霸主。例如前文提到的“南诏”，就是通过重金贿赂等不正当手段，才使唐王朝被奸臣所误，让它完成了六诏的统一，此后南诏果然就成为大唐的心腹大患，以至于成为大唐灭亡的导火索。
虽然在南方“南诏”问题失策，但大唐帝国从来没有对北方游牧民族掉以轻心，因为北方游牧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汉地的不灭梦魇，“提防北鞑子”深深烙印在每一个汉人的遗传基因里。
唐朝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非常多样化，几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党项、回纥、铁勒、契丹、奚、室韦、靺鞨（音同“漠河”）、渤海靺鞨、霫（音同“习”）、乌罗浑、沙陀、吐谷浑等等。而这其中，每一个族群之下又分不同的部落，例如“铁勒九姓”、“契丹八部”，每个部落之下又分多个氏族，例如契丹迭剌部耶律氏。
由此可知，当时在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繁杂众多，各支各派多如牛毛，也就因此不会对大唐帝国产生威胁，而他们又都需要与大唐进行贸易，大唐还会从中获利。
随着唐朝走向衰败，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控制力逐渐消散，于是，失去管控的游牧民族也回归到了最原始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