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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决定前途——唐代士人被命运暗中标好了价格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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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谈谈河北,也谈谈高适,角度比较宏观。

写这本书的时候,在不断深入发掘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对安史之乱前,这段恢弘而壮阔历史感觉敬畏。

没错,就是敬畏。

因为无知的人总认为自己什么都懂,所知道的就是真实,但实际上,白字黑字写在《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上的故事,也很可能是宋朝士大夫们编出来的。

所以我想通过梳理历史脉络的方式,来谈谈我自己的理解。

史书的只字片语会造假,但历史脉络和数不清的对应文物,民风民俗则不会。

这篇要说的是:

高适这个人,就是当时河北士子的一个缩影。他的命运,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跟大唐的命运也是紧密相连的。

谁都知道,河北在开元天宝年间,甚至是在唐代前期,是处于被歧视状态的。

这种歧视,是全面,持久,呈制度性的。

从太宗的贞观年间就开始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关陇贵族,是大唐执政阶层的基本盘。虽然太宗身边山东豪强不少,但最后的结果,是他们通过联姻的方式被“吸收”到关陇贵族当中。

比如说颜真卿的祖先。

虽然颜真卿颜杲卿兄弟在河北抗击安史叛军很卖力,但是我不得不在这里再次提醒一句:他们家五代以上的祖先,就已经是地地道道的长安官僚阶层了。

抛开个人情怀不谈,他们在河北担任刺史不抗击安史叛军,难道还能跟对方同流合污不成?

就算自己想,家族出身也不允许啊!

这個事情,撂在高适身上也是一样。

开元二十三年以前,高适的生活可谓坎坷,官路不通,只能去幽燕混资历。像他这样的河北士子,其实还有很多,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变成了给安史叛军出谋划策的人物,乃至后面河朔三镇的节度府中亦是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毕竟,不是每个文人都是诗人,都有诗才。但每个文人都要谋生都要吃饭。李唐朝廷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便只能跟着安禄山这帮人混下去。

当时的士人,已经分出了“清流官”与“浊流官”。河北的士子,入浊流官还是可以的,而且也不必通过科举。但入清流官,是想也别想了。

所谓清流官,就是权力大,事情少,动嘴皮子离皇帝近。这些官职被宋朝士大夫修史书时记录得清清楚楚。

反倒是那些数量庞大的浊流官名称,已经绝大部分遗失,而且并未记载在典籍中,只有依靠后世近现代考古,才逐渐发掘出了一部分。

这些人常常做着非常具体又技术性的工作,依附于刺史或者节度使。一旦刺史调任,那么这些人就会马上失业。他们是官有品级,却又被清流官员所鄙夷和排斥。

高适前期就是在这样的官职中轮转,不知道担任过多少任官职,反正长安的那些贵人们也不怎么在意。

高适有诗才,开元二十三年开始考科举,不过显而易见的,他不可能考上。这个就跟本书主角方重勇,将来躺着考科举都能考上的原因完全一样。

那时候,一个人的出身,就已然决定了他的前途。徒劳的努力,或许老天能看到,但不一定能改变命运。

出身决定命运,手腕影响格局,就这么现实啊。

我特别鄙视那种唐代历史小说,主角没有出身就能靠自己的能力往上爬。这个时代的严苛与刻薄,远远超过了后人们的想象。

说得更残酷一点,贵人家中的奴仆,就算他推石磨已经推到石磨冒烟,磨出来的面粉堆积如山。即便这样的努力,能改变他作为奴仆的命运么?大概是不能的吧。

那时候的人看待这件事习以为常,在我们这些后辈们看来,其实过于残酷了。

方重勇就像是在高铁上跑步,而高适则是靠自己的双腿去跑,结果是注定了的。

他是河北人,河北世家出身,有这一条就够了。

接下来的时间一直到天宝八载,高适都在不断的拓展人脉,往长安的圈子里面挤,只是没闹出什么动静。

一直到这一年,睢阳太守张九皋举荐高适为有道科,三伏至长安,授封丘尉。

县尉是士子们走清流官的起点,当然,是比较差的起点。白居易入仕时的“校书郎”才是高起点,京官清贵,事情少假期多还不会被惩罚,算是士族阶层的保留地,他们严密控制了校书郎职务的分发。

当然,高适这才算真正的入仕为官了,只是起点低,被鄙视(不好理解的话,看做捡贵人丢骨头的野狗就好懂了),管的都是“俗物”。

对政局与时局有着敏锐观察的高适,辞官回长安,去河西幕府寻找机会,并受到哥舒翰的赏识。

话说回来,倒腾来倒腾去,其实高适一直都在圈外原地打转。统治阶层的核心,他从来不曾触碰过,甚至连路都没摸到。

残酷吧。

高适的命运转折,来自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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