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在后世被认为是明末的能臣之一，但他的另一个身份却很少被人提及，那就是杨嗣昌是明末一个产出颇高的作家。
杨嗣昌的作品集中在诗词和文集上，而且和此时流行的文人集子不同，杨嗣昌的文集相当注重实用性，甚至有点后世专业论文的意思。
比如他的《武陵竞渡略》是一部研究龙舟竞渡传统的专著，比较了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地龙舟竞渡的场景和风俗形式，甚至从各方面去分析这些风俗和当地百姓以及历史的关系。
再比如他的《地官集》是他考中进士之后，在户部任职期间所写的文集，此书将他在户部参与财政管理的经历以及所思所想全部写出。崇祯皇帝还未登基时，就看过《地官集》，以此书去了解国家财政的运营方式。
所以别以为明代的文人就只会空谈心性，杨嗣昌研究的就是实学，而且已经有了一些社科研究的思想。
而《训诂学方法论》就是一步从操作方面讲训诂学研究的专著，后面王文龙附上的另外几篇文章，也几乎是考据学各个方面的论文，实操性和科学性都很强，实在太符合杨嗣昌的口味了。
翻了几页之后，杨嗣昌越发的心动，最后终于一咬牙道：“这书我买了。”
抱着书函回到客店，杨嗣昌根本无心睡觉，直接点起油灯开始读书，越看越是精神。
一直看到屋中黑下来，杨嗣昌揉揉眼睛抬头这才发现他的书童早已等到睡着了，一盏省油灯的灯油都已烧干。
杨嗣昌揉揉发痛的眼睛，只觉得王文龙的这本书写得非常好。
原因一是王文龙的论证的确非常优秀，《训诂学方法论》从各方面描述了训诂学这一门小学的未来，绝对是开山之作的水准。
第二条原因则是王文龙的写书方式，《训诂学方法论》处处充满逻辑和实证的精神，一切推演都有的放矢，在这个年代的作品之中是绝无仅有的。
而王文龙的这本书非常符合此时的时代发展方向。
万历年间的儒家各门各派都在批评清谈之风。有人以为这是阳明心学传下来的问题，有人以为这是因为佛教思想太多的渗透入了儒家思维，甚至有人刨根到朱熹身上，认为程朱理学才是将儒学带向高谈阔论的罪魁祸首。
王文龙的《训诂学方法论》没有参与这些讨论，却直接给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既然谁都说不服对方，那就通过考据看看当年的儒家典籍究竟说了什么吧。
如果真的是对于儒家学问没兴趣，大学做不下去，还可以做小学，除了四书五经之外，那么多的古文书籍全都可以去加以考证。
另外《训诂学方法论》还启迪了许多其他研究的文人，王文龙在书中展示了可以通过逻辑找出训诂的方法，焦竑又展示了可以通过逻辑科学的方式去研究史书的路子，那能否同样通过科学的方式找出写文章的方法、做画的方法、研究音韵的方法？
杨嗣昌是个颇有悟性的文人，在阅读过程中已经渐渐发现此书的以上这些优点，并且越思考越觉得这书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杨朱渡，湖南官书局。
杨嗣昌被一个书办领到书局干办的屋中。
干办手中拿着骆思恭的信奇怪问道：“骆千户打招呼已过去十多日，怎么杨小友今日才来？”
杨嗣昌不好意思的说：“我在客店中临时改了稿子，是以拖延了几日。”
“改稿？”那干办问：“杨小友的稿子不是早就写好了吗？”
“以前所写的书稿总缺了些味道，近日看了王建阳的书，突然发觉可以在过去散文之下加些评述文字，于是又重新补上。”
看了《训诂学方法论》之后杨嗣昌思来想去，最终决定修改自己的书稿。
王文龙的研究方法启迪了他，他觉得自己写的那些民俗散文，实在太过于浅薄，完全可以在自己所描写的民俗散文后面增加一些对于这些民俗来源的分析，这样这本书的可读性才会更强。
这也是杨嗣昌第一次出书，不知道自己书籍的定位究竟是什么才会如此。
他大改了十几天时间，原本一篇散文集几乎被他搞成社会学研究专著了。
其实本质原因还是杨嗣昌觉得王文龙的书写的太好，看了王文龙的书之后，再看他的《野客青鞋集》就觉得拿不出手，不自信之下，便对自己原本不错的文字反复修改。
杨嗣昌忙着改自己的散文集时，《训诂学方法论》也在南方卖了起来。
不用做太多宣传，王文龙的名字就是活招牌。
这种书的消费群体是知识阶层，注定了销量不会太大，但因为有王文龙的署名，有识之士多半会拿起来翻看。
甚至难得的在各地码头上的书客都会在书匣之中放上一套《训诂学方法论》，因为有王文龙的大名，在码头这样的地方，这种书居然也能卖得出去。
此刻正在南京赶航船的陈元藻便在码头旁卖书的书客处发现了一套《训诂学方法论》，十分惊喜：“这套书居然这么快便